关于ChatGPT与人机关系
论文摘要
ChatGPT的出现是我们透视智能传播的全景及前景的一个契机。智能传播的核心是智能机器成为传播主体。智能传播涉及三种新的人机关系：人机协同、人机交流与人机共生。在ChatGPT以及其他AIGC技术的推动下，人机协同将从媒体或其他行业性应用向个体的生活层面渗透，人机协同中，人需要重新定义自身的角色。
ChatGPT及类似应用也会使人机交流日益普及，这种交流虽然可以给人们带来相应的满足，但也可能对人际交流形成挑战与破坏。智能传播，也越来越多地以人机共生的新身体——赛博格为基础，基于这种新的身体的自我传播也将对人产生日益深远的影响。
包括ChatGPT在内的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使智能化内容生产翻越了专业围墙，进入普通人的领地，这正是其对智能传播的一个推动。同时，ChatGPT将人机交流带到一个新的起点，也会使人对机器有更多的信任，对与机器的交流有更多期待，人机交流日益成为常态。从这两条线索我们都可以看到，智能传播正在逐渐漫延为一种全民行为，甚至会像以往的社交媒体应用一样，推动人们日常生活的媒介化，而这种媒介化前面，还需要加上一个修饰词：智能。
智能传播研究不仅要关注传播活动，更需要关注新的人机关系。智能传播带来了三种人机关系：人机协同、人机交流、人机共生。对智能传播的认识，可以基于这三种新的关系展开。智能传播的发展，也是这三种人机关系不断深化，特别是向人们日常生活渗透的过程。
这一部分主要总说人工智能的定义，及智能传播带来的新的人际关系的研究。论文看起来会有点乱，但是细读其实这部分已经给我们概括了整篇论文的框架：从三种人际关系，即“人机协同、人机交流、人机共生”三方面的变化及影响理解全文。
人机融合一方面会带来人身体的赛博格化，这种身体正在变成新的媒介。可以预期的是，未来的媒介传播将成为编织关系网络的身体实践，真实人、虚拟人和人工人将共同促成“人即媒介”的实践；另一个典型结果是人的数据化生存，人被全方位数据化，人的身体也因此被映射为虚拟实体或被拆解为数字化元件，数据也塑造了数字自我、数字人格。以数据化形式体现的外部控制也将变得越来越复杂、强大。
技术的发展，也使得智能技术的应用从机构性应用扩展为全民应用，也就是从媒体内部走向媒体外部，这一点，正如互联网从web1.0到web2.0的跃迁。这种扩展，也意味着人机协同不仅影响着内容产业，还会逐渐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存。
知识生成与按需生产：人机协同下内容生存的深化方向
从目前媒体内部实践来看，人机协同下智能化媒体的应用已经涉及以下层面。
其一是信息采集的智能化。与媒体内容生产相关的信息，既包括与选题或产品策划相关的信息，也包括新闻报道中直接采用的信息，还包括用户分析、用户反馈的相关信息。传统媒体时代，这些信息的获取主要靠人的力量，但今天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共同作用下，智能机器不仅可以快速甚至全天候地采集各种平台、各种渠道的数据，而且也扩张了信息采集的维度。
其二是信息审核的智能化。机器已经成为信息核查的重要辅助力量，它也可能带来信息核查的新思路与新机制，包括来源分析、模式识别、技术鉴定、交叉验证、演变跟踪等。
其三是内容创作与加工的智能化。目前，国内传媒业界开发的技术已经可以完成从文字到图片、音视频等多媒体新闻作品的智能化生产，2023年3月发布的GPT4也可以完成多模态创作。机器生产的内容有些是完全原创的，也有些是基于已有的信息进行加工、整合。
其四是传播反馈分析的智能化趋向。基于社交平台、用户平台的大数据采集和分析，已经越来越多地进入实践，而这些层面的用户分析，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借助机器的力量。
除了知识生成方面的推动外，ChatGPT等应用带来的内容生产的另一个变化，是“按需式”或“点播式”的内容生产。
可以说彭兰老师真的很会，以上几点基本都是“人工智能对新闻媒体的影响“这道题的重要答题要点，从新闻生产的角度对该题目进行解析，我们可以学着上述思路：信息采集-信息审核-内容加工-传播反馈”入手答题。如
1.受众前馈：拓展新闻价值点来源
2.信息采集：时空双重维度的延伸
3.新闻生产：高效快速的效率转向
4.新闻分发：开启精准化个人日记
5.信息审核：带来审核工作新思路
2023年3月，百度推出了类ChatGPT应用“文心一言”，近200家媒体宣布接入这一平台，代表了内容生产者对智能技术的积极拥抱，即使没有技术开发能力，媒体也试图利用开放的技术平台，来进行智媒化探索。
ChatGPT的出现，使得另一种智能分发模式浮出水面。ChatGPT带来的是跨平台信息分发。以往平台的算法都是解决本平台的内容分发问题，而ChatGPT则是应用各种不同平台、不同来源的信息与语料，因此，是多平台内容的集成加工。ChatGPT也给搜索引擎带来新的思路，因此，搜索引擎平台也对ChatGPT应用做出了快速的回应。微软的新 必应将集成ChatGPT应用，谷歌等也开始探索类似的新用户界面。
从用户这端看，ChatGPT带来的另一个变化，是采用人性化的对话方式提供答案，人在信息获取过程中有了更多参与。用户提出的问题，决定了信息获取的方向，用户也可以对机器的回答进行反驳、质疑，这有助于机器不断提高回答质量，丰富信息整合的内容。这样的对话过程，也是人机协同的过程。
很多同学可能对ChatGPT具体概念并不是很了解，这里给大家普及下：ChatGPT是Open AI于2022年11月30日推出的人工智能技术驱动，通过理解和学习人类语言可与人类进行不限话题的连续对话，并能根据对话生成相应内容，甚至能撰写邮件、视频脚本、文案、代码、论文的一种智能内容生产工具。
Chat GPT并不是纯客观地依据用户问题生成内容，实质是根据人类制定的规则训练而成的有立场、一定程度上受控的智能内容生成工具。以往算法是在本平台内进行个性化推送、分发，但ChatGPT则是多平台内容的集成加工，同时人在其中也有了更多的参与。
ChatGPT的模式也意味着，智能分发不必都通过集中性的平台而是可能以更个性化的“智能管家”的方式实现。这有助于打破人们现有的社会圈子、社会位置的限制来获取信息、知识，也可以使不同圈层的人获得的信息差有所减少，当然，其前提是，人们能平等地接触与使用这些智能应用。
算法应用还只是智能媒介化生存的开始，人们对智能媒介技术的驯化也不只是意味着抵抗。在西尔弗斯通看来，人对技术的驯化，既包括个人合理地利用技术满足自身的私人目的，同时也意味技术对人机能的拓展使得个体能够更好地参与到公共空间活动之中。人对媒介技术的驯化体现为四个阶段：占有（appropriation，消费购买）、物化
（objectification，对其进行实际处理）、融入（incorporation，技术在被使用的过程中逐渐融入个体的日常生活，成为日常生活实践的一部分）、转化（conversion，技术脱离私人生活范畴，重新“转化”进入公共空间）。个体对AIGC的驯化大致也会分为这四个过程。
可以看到，人对AIGC的驯化过程中，AIGC也在对人进行驯化，这是人机协同过程必然经历的。这种双向驯化塑造着人的智能媒介化生存的新状态与新特征。
这部分我们从人对媒介技术的驯化的四个阶段说起：
从占有看，有些技术已经或正在走向收费，占有AIGC仍需要一定的代价或成本。
人们对AIGC的物化，会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其一是将AIGC技术收编，成为工作中的助手；其二是在AIGC的应用中学习知识；其三是利用AIGC完成一些仅靠自身能力不能完成的创作；其四是将AIGC工具作为聊天对象，将智能机器作为日常生活的技术伴侣。
在人们对AIGC多样化的物化过程中，AIGC与日常生活不断融合，人们的思维方式被智能技术思维浸染，行为模式也会越来越多被打上机器的烙印，这也是智能媒介化生存的更深含义。
AIGC向公共空间的转化过程，会带来内容生态的进一步丰富，也带来生态格局的调整，人机协同的创作甚至可能迫使一些低质量的单纯由人生产的内容退出。
理想的人机协同，需要人和机器相互促成，相互制约，相互纠正，相互驯化。但如果人不能在这过程中进行一定的角色转化，就难以适应这种新关系，或者将会被机器单向驯化。
所有困惑的核心指向都是，人们在利用机器的同时，如何不被机器淘汰？要回应这一核心关切，我们需要再次明确一个基本方向，那就是AIGC是人机协同的内容生产，人应是协同的主导者。当然，这一“应然”能否变成“实然”，取决于人能否在与机器的新关系中做出角色的调适或转换。
说到角色调适，我们可以思考一道题，比如“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背景下，论述新闻从业人员的角色变化。”可以从5W角度出发思考，内容上要不断升级、提高专业化程度、注重温情与人情味；在传播上要积极引导；在效果上要注重互动。
杜威将交流视为参与，即让双方去参与一个共同的世界，其间每个人的活动，都要受到伙伴关系的调节和修正。在人际交流中，这种交流意识与规则是普遍得到认同的，但是，人们也会惧怕这种调节和修正带来的麻烦、负担甚至冲突。杜威也指出，一个时代最突出的异化特征，莫过于参与性互动的缺失或扭曲。而人机交流，更多时候是一种非参与性的互动，或者从人这方面来说，不太容易被机器这一伙伴关系所调节、修正。人们正是因为要逃避人际交流时的那种调节与修正而选择人机交流。
彭兰老师在其另一篇文章就提出：人际传播推动着人们的社会化，但人机传播则可能反其道而行之。过分依赖人机传播，人们也会面临新的孤独。
特克尔在《群体性孤独》一书中，曾深入研究过电子宠物和陪伴机器人等的使用对人们心理层面的影响。她既认为人们可以与机器建立亲密关系，但同时又对人与机器建立的亲密关系所带来的人的孤独表示深深的忧虑。这种孤独，来源于人们在现实中与他人交流的减少，来源于人机互动对人际互动的侵蚀甚至部分替代。
与人共生的智能设备能够对人所在的空间进行改造,并让人们获得全新的存在方式，如“半在场”或“半缺席”赛博格化的身体，与各种智能应用软件，共同促成了智能传播在生活中的全面进入，身体数据在各类传播中的作用也在凸显。
赛博格化给人带来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量化自我活动的增加。由美国学者凯 文·凯利和技术专栏作家加里·沃尔夫提出的量化自我这一概念，是指利用可穿戴设备和传感器技术等收集人们日常生 活中不同方面的个人数据，用于探索自我、反思自我，从而获取自我认知的运动。虽然目前量化自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健康管理、产品开发、技术赋权等方面，但未来的研究也需要更多传播学的视角。
当智能设备使人们展示的身体信息走向多维化、精准化、实时化，与他人的互动也会发生相应变化。自我认知、自我调节的方式与程度也会发生变化。量化自我对人产生的规训，还来自量化设备以及提供相关服务的软件或平台，如一些研究者指出，使用者在试图借助量化自我技术让无序时间重归序时化、提高个人时间利用率的过程中，也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和内化了App的技术逻辑。
人的全息数据化，必将全面影响人的生存。它带来了人的身体存在的新方式，拓展了人(包括其身体)与他人、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模式，发展出个人历史的新记录模式，进一步还会改变人与自我的关系， 以数据化形式体现的外部控制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强大。对于数字化如何影响人的生存，可以思考以下要点：
1.被“虚拟实体”化与“数字元件”化的人
2.反身性控制与量化自我实践的增强
3.个人历史与记忆建构的数据化与外化
4.数据塑造的数字自我与数字人格
反身性：海勒在研究控制论对后人类主义的影响时指出: “反身性就是一种运动，经由这种运动，曾经被用来生成某个系统的东西，从一个变换的角度，被变成它所激发的那个系统的一部分。”可穿戴设备等传感器也带来了反身性效果。当个体利用传感器来了解自身的状态时，个体既是被 观察者也是观察者。